顾廷舟结婚那天，我利用一张有效的门卡进入了他的办公室。门锁轻响，走廊里寂静无声。婚礼还未开始，整层楼只有空调的低鸣和我脚步的轻声。我来这里是为了拿回自己的东西。两年前我搬进来时，没有带走的证件、病历和几件衣物，都被他说是暂时保管。总经理室整洁得很，桌上就剩几个空纸箱，墙角的绿萝缺水，叶片萎缩。保险柜没有上锁。

我本来只是想找门卡，却意外触碰到一个旧铁盒，随即盒盖松开，露出几份文件。第一页的黑色字体让我震惊：“身故权益处置契约”，姓名一栏写着林婉清。我抽出文件，边缘坚硬，像是刚整理过。附页上密密麻麻列着二十四笔相同的转账，每笔四万七。受益人一栏显示的是林乔。盯着女儿的名字，我心头稍微松一口气，但随即又被后面的字压得透不过气。文件内容充满“身故”、“余款”和“受益”这样的词，冰冷得如同医院药盒上的说明。

那签名的字迹一眼就让我觉得熟悉，最后一笔的拖延正是我的风格，而日期恰好在两年前——那段模糊的日子里我只记得白墙、药味和顾廷舟轻轻为我掖被角的画面。门外传来了脚步声，我急忙将文件藏在怀里，退到书柜旁。脚步声在门外停住，片刻后又走远。我的手机震动，是林乔的消息：“妈，章带了吗，婚礼不能迟到。”我低头看着那份写着我名字的契约，手心渐渐潮湿。

两年前从医院回到家时，顾廷舟已经为我收拾出一块新的居所。茶几上的杂物被清理，药盒、温水和详细的日程表整齐地摆放着，上面标出了复诊日期和晾被子的日子。“主卧给你。”他将一串新钥匙递给我，指向走廊尽头的书房。“我睡那边，有事敲墙。”那时我记忆模糊，连服药时间都要反复确认。他说话不多，却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。

每天早上七点，他准时来敲门。若我没有回应，他会等一会儿，再轻轻推开门。窗帘半拉，光线透入，床头的水已经换成温的。“先吃药，饭马上好。”我坐起身，看着他细致地把药分到掌心，突然觉得他不像上司，更像是家中关心我的长辈。

这种想法让我感到不安。顾廷舟比我大五岁，在公司里气场强大，而在家中却低声细语。他会提醒我穿衣服，体贴地安排我的日程。问过他工作是否忙，他仅仅说：“忙，先把你送到公司。”我当时只是档案主管，处理一些简单的事务，每天由他开车送我，手边总有一瓶水。很多时候我在路上睡着，醒来时，他的车已停在楼下。

他从不催促，总在我站稳后离开。有一次下雨，我在门口忘记拿伞，他折返回来，把伞递给我。“别淋湿。”说完，他便转身离开，没有多余的话。那一刻，我撑着伞望着他的身影，心里那种朦胧的感觉开始成形。

每个月的某天，我的手机上定时到账四万七。第一次到账时，我正在厨房洗菜，手机震动了很久。我拿起手机，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半天。“顾廷舟，银行是不是转错了？”他在切葱，动作稳健。“没错。”我疑惑地问：“为什么给我这么多？”“生活费。”他回答。我环顾冰箱里刚买的食材，再看着他。“家里一个月用不了这么多。”“剩下的你存着。”他回头说。

这笔钱像是一根定时的线，每月都会按时汇入我的账户，我不再担心医药费，也不用开口问他借钱，逐渐感觉轻松。于是，我开始注意他的习惯，比如不喜欢加糖的咖啡和周三要加班的生活。顾廷舟对家里的事情总是含糊不清，我便从小细节中推测他的生活。

每当夜深，我偶尔听见他在书房里通话，语气低沉。他被问及婚事时，总是沉默，只是说安排尚未确定。早餐时，我试探性地问他是否有女友。“怎么突然问这个？”他回应。“随便问问。”“没有。”他的回答毫不犹豫，我暗自松了口气，但又觉得这种放松是不必要的。

公司里有人开玩笑提到我与总经理同住，顾廷舟当场否认，称我只是暂住，身体康复后会搬走。他的表情平静得没有丝毫变化。那晚回家后，我未提及此事，仍然照常享受他为我准备的晚餐。

“我们算什么关系？”我忍不住问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后回答：“同事，朋友，住在一起的人。”这是他的坦承，却让我觉得不够，似乎还有未说出口的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