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廊里，护工贾孝琳一巴掌甩到我脸上，半边脸火辣辣地疼。保温杯从我手里跌落，在地上滚了两圈，药片散了一地。她尖声斥责我“有儿有女也没人管”。我趴在地上想要撑起身，门口忽然闯进一群人。
领头的是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男人，几乎小跑着上来，蹲下时手还在发抖，声音也哽咽着喊了一声：“妈。”我抬头看着他，那张脸我十年没见，但哪儿能不认得——这是我身上的血肉。他比记忆里多了皱纹，鬓角染白，但眼神还是那熟悉的眼神。
他扶着我，手心滚烫。我本能地后缩，有些害怕直视他的眼睛，那里藏着愧疚和心痛。他的目光落在我被玻璃划破的手掌上，猛地起身招呼人来递纸巾，然后有人挡在护工面前，说要调监控还原真相。贾孝琳的脸色立刻慌了。
他脱下外套披到我肩上，外套有一股陌生的香味。我挪了挪，他却没有多说话，只是握住我的手，低声问我的伤怎么回事，又说了句让我愣住的话：“妈，我找你五年了。”我回应不过来，告诉他我就在这儿，他却说一直以为我在春燕家。阳光透过窗子落在他的侧脸，我看见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，心里被拧得很紧。
回到三个月前：那天春燕开车来接我，老伴的遗像已用布包好，她看了一眼便皱眉说“这不用带了吧”。我只回了一句“带”。车上她一言不发，把箱子放进后备箱，开往一处白色房屋——福安老年公寓。我腿脚不便，膝盖疼，走两步要歇一会儿。她说家里房子小，孙子要上学，不能常照顾我，最终把我送进了养老院。
办完入住手续，她站在门口说了几句“好好照顾自己”就走了。我坐在陌生的床边，心里如坠冰窟——有儿有女，却一个人面对晚年。和我同室的丁桂兰叹气说她儿子也很少回来，只会一个月打一次电话，通话不到三分钟。那天夜里我翻出通讯录，按住建军的号码——我留着这个号码十年从未拨通过。手悬在屏幕上终于按下去，却听到提示音说空号。窗外风吹树叶沙沙响，像有人在远方呼唤我的名字。
如今儿子站在我面前，眼里满是愧疚。我被人扶到长椅上，他把外套披在我身上，轻声问我伤口，告诉我他找了我多年。看着他，我的心惊喜与委屈交织。等他把我接走的那天，我指着贾孝琳的鼻子，说了句简单而坚定的话：“你等着，他回来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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